2022年疫情期间在庇护所看见，称希望返乡，后面由志愿者购票返乡。2025年10月17日在东门天虹门口看见捡废品，给于物资帮助，称家中没有亲人，出来已经快两年了，身份证已丢了，希望补办身份证，志愿者帮助其补了身份证。11月6日拿到身份证给他。
11月15日，志愿者接东门派出所信息，称其每天在偷东西，现在准备拘留，让志愿者前往劝导，当志愿者到达时，其希望派出所能再给于自己一次机会，以后不偷东西了。但按照现在法律程序，除非派出所没有抓到他，一但抓到必须拘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是否愿意返乡。如果愿意，就当派出所没有抓到人，经志愿者劝导后，其表示自己愿意五年内都不来深圳，愿意返乡，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志愿者赶往车站为其购买返乡车票，亲自送其上返乡的火车，希望其说到做到，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，也希望他回家后找到一份工作，以后越来越好。
贾红卫的案例呈现了“无依靠群体在生存压力下的行为失范”与“危机干预中的转机”：长期缺乏稳定生计与社会支持，使其从边缘生存滑向违法行为，而派出所与志愿者的协同介入（以“返乡换不予拘留”为契机），既避免了简单的处罚式处理，也为其提供了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志愿者的作用体现在“衔接性帮扶”——从前期补办身份证的基础支持，到危机时的法律后果告知与方向引导，再到最终的返乡保障，形成“问题介入-机会给予-出路指引”的闭环。此案例提示，对边缘群体的帮扶需兼顾“底线约束”（明确法律边界）与“出路提供”（链接生存资源）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重复违法风险。
